编结茅香：学习有生命的语法
本文摘自《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
要想成为一个地方的原住民，我们必须学会说那里的语言。
我来这里是为了聆听，为了在松针铺就的柔软浅坑中依偎在树根的曲线上，为了把我的身体靠在北美乔松的树干上，为了把我脑子中的声音关掉，好听见外边的声音：风吹过松针发出嘘声，水滴滴答答地打在岩石上，䴓在蹦蹦跳跳，花鼠在挖洞，水青冈的果实掉在地上，蚊子在我耳边飞舞，还有那些我们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我们置身于其他这些无言的存在之中，是它们让我们从不孤独。除了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外，这就是我的第一语言。
我可以听上一整天。然后再听一整夜。而在早上，尽管我没有听到，可能会有一个昨天晚上还没有的乳白色的蘑菇从铺着松针的地面上拱出来。它 一路向上，突破黑暗，走进光明，身上还因为沾着这一路上的液体而闪闪发亮。Puhpowee。
在野外倾听时，我们就是那些声音的听众，林间的交谈以非人类所用的语言展开。现在的我认为，正是我对于理解林中听到的语言的渴望引导我走上了科学之路，让我经过多年的学习，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植物学语言”。不过顺便一提，这种语言不应该被错当成植物的语言。事实上，我确实学到了另一门科学的语言，这门语言中有细致的观察，有给每个细微的部分命名的详尽的词汇。要想命名和描述，你必须先看见，而科学最看重的就是“看”的天赋。我尊敬我的第二语言的力量。但是，在它丰富的词汇和高超的描述力之外，有些东西却遗失了，那就是你在聆听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在你身边和心里涌动的东西。科学是一种关于距离的语言，它把完整的对象减小到某个运作部件；这是客体的语言。科学家们所说的语言，无论多么精确，都建立于彻底错误的语法之上，这是一种忽略，用它来翻译这些湖岸原住民的语言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我刚刚所说的“Puhpowee”就是我对这种遗失的语言的初次尝试。我是在阿尼什纳比族的民族植物学家凯维迪诺奎（Keewaydinoquay）的一本书里偶然看到这个词的，那篇文章讲的是我的族人对于真菌的传统用法。她解释说，“Puhpowee”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指“让蘑菇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的力量”。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这种词的存在使我非常惊讶。在西方科学里，一切专有术语的词汇表中都没有这个术语，没有一个词来承载这份神秘。你可能会觉得，在所有人当中，生物学家一定掌握了最多描述生命的词语。不过，在科学语言中，我们的术语是用来界定我们知识的边界的。在我们认知之外的东西依然是没有命名的。
在这个新词的三个音节中，我能看见在林间潮湿的清晨细致观察的整个过程，一套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理论的形成过程。这个词的创造者理解由各种“存在”构成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看不到的能量，而万物都拥有灵魂。许多年来，我都珍视这个世界，把它当做护身符，而且也渴望着有人能给蘑菇 的生命力起一个名字。我想学会那门拥有“Puhpowee”的语言。因此，当我明白了那个代表升起和出现的词来自我的祖先的语言时，它就成了我的路标。
如果历史的走向不同的话，很可能我现在说的语言就是 “Bodewadmimwin”，也就是波塔瓦托米语，它是阿尼什纳比语的一种。 不过，就像美国的三百五十种原住民语言中的很多成员一样，波塔瓦托米语也面临着消亡，如你所见我也说着英语。同化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我们听到这种语言的机会，已经被政府的寄宿学校从印第安孩子的口中清洗掉了， 在学校里是禁止说本族语言的。像我祖父那样的孩子无法学习这种语言——他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候还是个九岁的小孩。这段历史不仅使我们的语言飘零，也使我们的族人离散。今天，我住的地方离我们的保留地很远，所以即便我会说这门语言，也没有可以与我对话的人了。不过，几年前的一个夏日，在我们一年一度的部落集会中举办了一堂语言课，我也溜进了帐篷中去听。
这堂课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们部落中每一位能流利地说波塔瓦托米语 的族人都当起了老师，这种景象还是头一次。当这些会说古老语言的人受邀来到折叠椅围成的圆圈中落座时，他们走得很慢——有人拄着拐杖，有人推着助行器，还有人坐着轮椅，只有很少几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气行走。我在他们入座的时候数了数，一共九个人。九个能流利地讲波塔瓦托米语的人。 全世界就这九个人。我的语言，几千年造就的语言，就坐在这九张椅子上。 那赞颂创造、讲述古老的故事，那安抚我的祖先入眠的语言，如今就栖在九个难逃一死的男人和女人的舌头上。他们每个人轮流对这一小群潜在的学生们讲话。
一个梳着长长的花白发辫的男人讲述了他的母亲是如何在印第安事务官 上门来带走孩子的时候把他藏起来的。他躲在河岸一块突出的石头下边，逃过了寄宿学校，湍急的水声盖过了他的哭声。其他孩子都被带走了，并且因 为“讲肮脏的印第安语言”而被用肥皂水——或别的什么更糟的东西——洗了嘴巴。他独自留在家中，从小到大一直用造物者赋予植物和动物的名字称呼它们，因此，他今天来到了这里，带着这门语言。同化的机器运转良好。这位演讲者眼神灼灼，他告诉我们：“我们是道路的尽头了。我们是剩下来的全部了。如果你们年轻人不学的话，这门语言就死了。传教士和美国政府最终就赢了。”
圈中一位曾祖母辈的老太太借助她的助行器靠近了麦克风。她说：“消失的不只是词语。语言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它承载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它的美丽是没法用英语解释的。”Puhpowee。
吉姆·桑德尔（Jim Thunder）今年75岁，是这些演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身材滚圆，肤色棕黑，态度却十分严肃，他只说波塔瓦托米语。他演讲的开头很庄重，不过随着话题的展开，他的声音飞扬起来，就像白桦树间的清风，然后他的手也开始讲故事了。他越来越激动，站起身来，我们全都凝神屏息地倾听着，尽管大家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突然，仿佛故事讲到了高潮，他停顿下来，望着观众们，带着期待眨了眨眼。他身后坐着的一位老奶奶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而他冷峻的脸突然迸发出灿烂的笑容，就好像熟透了的西瓜咧开大口一样甜美。他笑得前仰后合，老奶奶们笑出了眼泪，而我们剩下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笑声消退之后，他最终用英语开了腔：“如果一个笑话再也没人听了，它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些词语的力量都消失了，它们该是多么寂寞呀。它们能去哪儿呢？只能和那些再也没人讲的故事一起退场了。”
于是，如今我的房子里到处都贴着用另一种语言书写的便签纸，就好像我要为出国做准备一样。但我并不是要远行，我要回家。
“Ni pi je ezhyayen?”我家后门上的一张黄色便利贴写道。我的两只手占着，汽车开着，不过我还是把包换到另一边的胯骨上，想了一会儿才回答道：“Odanek nde zhya.”意思是我到城里去。确实如此，我要去那里工 作、上课、开会、处理银行事务、逛超市。我一整天都在说的——有时候晚上还要写的——都是我生来会说的这种优美的语言，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会说的这种语言，一种在现代社会最有用而且也拥有最丰富的词汇的语言：英语。但当我夜里回到我安静的房子的时候，在我的衣柜门上贴着一张 忠实的便利贴。“Gisken I gbiskewagen!”于是我脱下了大衣。
我做好晚饭，从标注着“emkwanen”和“nagen”的橱柜中拿出了碗碟。我已经成了一个用波塔瓦托米语来称呼家里各种物件的人了。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甚至不用看便利贴，就知道自己要去“dopnen giktogan” （接听电话）。而打电话的不论是推销员还是友人，他们所讲的都是英语。不过，每周大概都会有一通来自我住在西海岸的姐姐的电话，她说“Bozho, Moktthewenkwe nda”。她哪里需要自报家门呢——还有谁会说波塔瓦托米语呢？所谓“会说”其实也是降低了标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不过是随口说说错误百出的短语，假装自己在对话一样：你怎么样？我很好。进城去。看见鸟。红的。煎面包好吃。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影片中与独行侠对话的汤头。“我尝试讲好印第安语。”偶尔，当我们能够把一个半连贯的想法串在一起时，就会随心所欲地拿高中学的西班牙语单词填空， 生造出一种我们称之为“西班那瓦特米语”的东西。
每周二和周四，俄克拉何马时间中午十二点一刻，我都会上波塔瓦托米 语午间课，课程在部落总部进行，通过网络传送到我们面前。上课的大概有十个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在一起学习数字的读法和“把盐递给我”这样的句子。有人问道：“你们是怎么说‘请’把盐递给我的？”我们的老师贾斯汀·尼利（Justin Neely），一个致力于语言复兴的年轻人，向我们解释说， 虽然“谢谢”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没有“请”这个字。食物本来就是要分享的，不必再有另外的礼貌用语了；在这门语言中，人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本来就是恭敬有礼的。而传教士把礼貌用语的欠缺当成了原住民行为粗鲁的一项证据。
在很多个晚上，本应在批改论文或支付账单的我却待在电脑旁边，做着波塔瓦托米语练习。几个月后，我已经掌握了幼儿园的词汇，也能充满信心地把动物的图片和它们的名字一一对应起来了。这让我想起了给我的孩子们读绘本时的情景：“你来指指小松鼠好不好呀？小兔子在哪里呀？”一直以来，我都在提醒自己我其实没有时间学这些；此外，知道狐狸和獾怎么说也没什么用。我们部落的大流散已经让我们离散于四方之风当中，我还能对谁说这些话呢？
我现在学的简单短语倒是很适合我家的狗。坐下！吃！过来！安静！不过，它对英语的指令基本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也不敢奢望能把它训练成“双语人才”。一个学生对此十分仰慕，曾问我是否会说我们原住民的语言。我在诱惑之下，回答道，“哦！会的呀，我们在家里就说波塔瓦托米语”——所谓家里其实就是我，我的狗，还有那些便利贴。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不要气馁，我们每说一句，他就会向我们道谢——感谢我们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了这门语言中，哪怕我们只说了一个单词。“可是我没有可以对话的人。”我抱怨道。但他安慰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能够对话的人的。”
所以，我充满疑虑地学习了词汇，但我实在看不出，把床和洗手池翻译成波塔瓦托米语怎么就反映出“我们文化的核心”了。学习名词很容易；毕竟，我已经背了植物学的几千个拉丁学名和专有名词。我寻思在这里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无非就是一对一的替换以及背诵罢了。如果是纸上得来的话， 这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是可以看见那些字母的。而要听别人说这门语言，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字母表中的字母要少得多，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单词与单词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太细微了。我们的语言中有很多优美的辅音连缀，比如zh、mb、shwe、kwe和mshk，使这种语言听起来就像是松间的清风与石上的流水一样。在过去，我们的耳朵可能也更加精细，与这种声音更加协调，但那都过去了。要重新学习的话，你确实需要好好聆听。
要想真的说一门语言，当然需要动词，而在这里，我熟练叫出物体名称的幼儿园程度的语言能力不再管用了。英语是基于名词的语言，这对于一个如此痴迷于物的文化来讲多少是适宜的。英语单词中，只有大概百分之三十是动词，但在波塔瓦托米语中，动词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百分之七十的词汇都有变位，百分之七十的词汇都有不同的时态和语态要背诵。
欧洲的语言往往会给名词赋予性别，但波塔瓦托米语并不会把世界分成阴性和阳性。名词和动词都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你可以听出来，一个人所对应的词与一架飞机所对应的完全不同。代词、冠词、复数、指示词、动词——所有这些我在高中英语课上没能搞懂的句法的零部件全都出现在波塔瓦托米语中，需要彼此一致才能用来述说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根据你所说的东西是否有生命，动词形式是不同的，复数形式是不同的，一切都是不同的。
怪不得会说这门语言的人只剩下九个了！我努力了，不过它的复杂让我脑袋疼，我的耳朵也很难分辨清楚那些发音相似而含义却截然不同的单词。 有一位老师安慰我们说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就会解决，不过另一位长老却坦承，这些相似之处是这门语言与生俱来的。就像知识的传承者斯图尔特·金 （Stewart King）所提醒我们的那样，造物主希望我们开怀大笑，所以，祂特意把幽默编织进了语法之中。即便是舌尖一个很小的疏漏都会改变句意，比如把“我们需要更多柴火”变成“脱掉你的衣服”。我了解到，那个神秘的词语“Puhpowee”其实不仅可以用来形容蘑菇，还可以用来形容其他某些在夜里神秘地生长出来的东西。
我姐姐在某个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套冰箱贴，上边写的是欧及布威语（Ojibwe），我们的族人管这种语言叫阿尼什纳比莫温 （Anishinaabemowin），这种语言与波塔瓦托米语非常接近。我把它们排列在厨房的桌子上，寻找熟悉的单词，但是我看得越多，心里就越焦虑。在这一百多个冰箱贴中，我认识的单词只有一个：“megwech”（谢谢你）。几个月的学习所积攒起的小小成就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我还记得自己把她寄来的欧及布威语词典从头翻到了尾，想要看懂冰箱贴上写的都是什么，不过单词的拼法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词典上的字印得太 小了，同一个单词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形，我感觉这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我脑子里的线索像是打结了一样，越是努力，就系得越紧。书页模糊了，而我的视线突然聚焦在了一个单词上——当然啦，是个动词：“成为星期六”。这怎么可能！我把书扔下。从几时起星期六也成了动词了？谁都知道它是个名词。我又把书拿起来，多翻了几页，发现许多东西好像都变成动词了：“成为一座山”，“成为一张床”，“成为海边上一道长长的沙滩”。然后我的手指停在了“wiikwegamaa”这个词上：“成为海湾”。“太荒谬了！”我在脑海中呐喊道，“根本没有理由把它弄得这么复杂嘛！怪不得没人说这种语言了。真是门笨拙的语言，不可能学得会的，而且，它根本就是错的啊。 海湾肯定属于人、地方或物品那一类——它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啊。”我已经决定放弃了。我已经学会了一些单词，完成了自己对这门从我祖父那里被带走的语言的任务。啊，若是寄宿学校的那些传教士的鬼魂看到我这副挫败的样子，一定会幸灾乐祸地搓手吧。“她要投降了！”他们说。
然后，我发誓我听到了神经突触燃烧的噼噼啪啪声。一道电流嗞嗞地沿着我的手臂而下，一直贯通了我的指尖，几乎烤煳了某个单词所在的那一页纸。在那一刻，我闻到了海湾中潮水的味道，看见了海水在岸边拍打的景象，听到了它渗入沙子的声音。只有在水死去的情况下，海湾才是一个名词啊。当海湾是名词的时候，它是由人类定义的，是困在两岸之间，并被收纳进单词之中的。但是，“wiikwegamaa”这个动词——“成为海湾”——却把水从束缚中释放出来，让它得到了生命。“成为海湾”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在这一刻，活生生的水决定藏身于岸的中间，与雪松的树根和一群秋沙鸭宝宝谈谈心。它也能做出别的选择——成为溪流、海洋或瀑布，而且这些也有相应的动词。成为一座山、成为一道沙滩、成为星期六，在一个万物都有生命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动词的候选。水、土地，甚至是一天，皆有生命。这种语言就像一面镜子，映出对世界的灵魂的观照，透过松树，透过䴓，透过蘑菇，生命在万物当中律动着。这就是我在林中听到的语言，让我们得以谈论在我们身边涌动生息之物的语言。此时，寄宿学校的遗存、挥舞着肥皂的传教士们的鬼魂，都挫败地低下了头。
这就是有生命的语法。想象你看到自己的祖母系着围裙站在炉台边上，而你这样说道：“看，它在煮汤呢。它长着灰白的头发。”这样的错误会使我们发笑，同时也会让我们厌恶。在英语里，我们绝不会把一位家人，或任何人，称作“它”。这是彻头彻尾的无礼之举。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我和亲缘关系，把一个人贬低为一件纯粹的物品。在波塔瓦托米语和其他大部分原住民语言中也是如此，我们是用称呼家人的词语来称呼整个有生命的世界的。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语言会把这种有生命的语法延伸到谁的身上呢？植物和动物自然都是有生命的，不过，经过学习，我发现在波塔瓦托米人的理解之中，“有生命”的含义与我们在“基础生物学”这门课上所学到的生物的特征是不同的。在“基础波塔瓦托米语”这门课上，岩石是有生命的，山、水、火与地点都是有生命的。各种存在当中都灌注着灵魂，我们神圣的药物，我们的歌，我们的鼓，甚至故事，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清单反而短得多，里边大多数是人造的物品。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桌子，我们会说：“这是什么？”而答案是“Dopwen yewe”，它是桌子。不过对于苹果，我们必须说：“这是哪一位？”而回答是“Mshimin yawe”，这位是苹果。
“Yawe”就是有生命的“是”。我是，你是，她或他是。要谈论那些拥有生命和灵魂的东西，我们必须用“yawe”这个词。《旧约》中的耶和华与新世界的“yawe”都出自虔敬者的口中，其间又有怎样的语言学联系呢？这难道不正是存在的意义所在吗，拥有生命的气息、成为造物的后代？这门语言用它的每一个句子提醒着我们自身与整个生命世界的亲缘关系。
英语并没有给我们太多方式来表达对于“赋予生命”这件事的敬意。在英语中，你要么是人类，要么就是一件东西。我们的语法把我们框住了，它选择把非人类的存在贬损成“它”，或者不恰当地为之赋予“他”或“她” 的性别。对于另一个活着的存在，我们的词语在哪里呢？我们的“yawe”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elson）是一位在道德包容方面思考良多的伦理学家，他向我讲述了一位他认识的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是一位野外生物学家，她的工作就是要置身于人类以外的存在之中。她的大部分伙伴都不是两条腿的，所以她的语言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她的交际需求。 她会跪在地上，沿着小径来察看一串大雁留下的足迹，她会说：“看来有人今天早上就走过了这条路。”她还会一边说着“我的帽子里有人啊”，一边 抖出一只鹿虻。有人，不是有东西。
当我带着学生一起来到林中，向他们展示植物的智慧，并教他们如何称呼植物的名字的时候，我会努力注意自己的语言，把科学的术语和有生命的语法结合起来进行双语教学。在他们学习科学的角色与拉丁学名的同时，我希望我同时也教给了他们，要把世界看做与人类以外的住户们共同生活的社 区，而为了了解这一点，就像生态神学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写的那样：“我们必须把宇宙看做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客体的集合。”
某一天的午后，我和野外生态学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坐在 “wiikwegamaa”边上，并和他们分享了关于有生命的语言的理念。一个名叫安迪的小伙子一边用脚拍打着清澈的海水，一边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等等！”他仔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说，“这不就意味着，用英语说话，用英语思考，多少会让我们心安理得地不尊敬大自然吗？因为我们否定 了其他一切生物作为人的权利。如果没有谁是‘它’的话，事情会不一样吗？”
他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个理念之中，并说这对于他而言就像是一场觉醒。 我觉得，应该更像是回忆。世界是有生命的，这件事我们是已经知道的，只 不过有生命的语言正徘徊在灭绝的边缘——不仅对于原住民，对其他人而言也是一样。我们的孩子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是会用谈论人的方式来谈论植物和动物的，他们会把自我、意图和共情延伸到这些生灵的身上——直到我们教他们不要这么做。我们迅速地重新训练他们，并让他们忘却了。当我们告诉他们，树不是“谁”，而是一个“它”的时候，我们就把枫树变成了物；我们建起了障壁隔绝彼此，免除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并打开了剥削之门。这种语言把一片活生生的大地变成了“自然资源”。如果枫树是“它”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起链锯了。但如果枫树是“她”的话，我们就会三思了。
另一个学生反驳了安迪的观点：“但我们不能说他或她。这是一种拟人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生物学家，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绝对不能把人类的特征加于某个研究对象、某个其他的物种，毫不含糊。这是导致客观性丧失的大忌。一位叫卡拉的学生指出：“这对于动物也是不尊敬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认知投射到它们身上。它们有自己的方式——它们不是穿着毛绒服装的人类。”安迪说：“我们不能把它们当做人类，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生灵。如果我们假设自己才是唯一算作‘人’的物种，不是更加不敬吗？”英语的傲慢就在于，唯一一种能让生物拥有灵魂、让生物值得尊重和道德关怀的方式，是让它们成为人类。 我认识的一位语言教师解释道，语法不过是语言中我们制定关系的方式。也许它还反映了我们与彼此的关系。也许一种有生命的语法能够引领我们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其他物种也是拥有主权的人民，全世界实行物种间的民主，而不是某一个物种的暴政；应对一切存在都负有道德责任，不论是水还是水豚，而且还有一套承认其他物种立场的法律体系。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代词之中。
安迪说得对。学习有生命的语法很可能有助于遏制我们对土地毫无头脑 的开发。不过它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仿佛听到我们族中的长老在给出这样的建议：“你应该到站立的那一族中间去”或“去跟河狸部族待一会儿吧”。 他们提醒了我们其他生灵所拥有的能力，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是知识的拥有者，是向导。想象一下，我们穿行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到处都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白桦族，熊族，岩石族......我们把这些生灵看成人类，也用谈论人类的方式去谈论他们，他们值得我们的尊重，值得被我们纳入人的世界。 我们美国人连我们这个物种所讲的外语都不愿意学，遑论其他物种的语言。不过，请想象一下这种可能性，想象一下我们拥有不同的视角，想象一下我 们能够以其他生灵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想象一下围绕着我们的智慧。我们不 需要亲自去解决一切：在我们自身之外也有智慧，我们身边都是良师。想象一下，这样一来，世界将减少多少孤单啊！
我学到的每个单词都伴随着对我们部落的长老的感激，是他们让这门语言活了下去，并把它的诗意传递了下去。我依然竭尽全力和动词奋战着，几乎无法张口说，而且我依然只能掌握幼儿园程度的词汇。但是，清晨在草丛边散步的时候，我能用真正的名字来向我的邻居们打招呼了，这让我欣喜。
当乌鸦在矮树篱上冲我哇哇大叫的时候，我能够回复一句：“Mno gizhget andushukwe!”（早上好啊，乌鸦！）我能一边用手梳理着柔软的青草， 一边低语“Bozho mishkos”（你好，小草）。这些都是小事，但我非常开心。
我并不是在鼓吹我们大家只要有能力就都应该去学波塔瓦托米语、霍皮语或塞米诺尔语。来到这些海岸的移民都带着自己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值得珍视的遗产。不过，如果要成为一个地方的原住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而且让邻居也能生存下去的话，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有生命的语法了，这样我们才能真的安家。
我还记得夏延族长老比尔·高牛（Bill Tall Bull）说的话。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当时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跟他讲话的，我悲叹自己已经失去了本族的语言， 无法再与我深爱的植物和地方谈话了。他说：“他们喜欢听人说老话，这是真的。”“但是，”他又说道，同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唇，“你不必用这里去说，”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如果你用这里去说的话，他们是会听见的。”